农村大龄青年多、恋爱难 看山东田间能人怎么牵红线******

　　在山东临沂，有一位“民间月老”，他叫王孟阁。

　　他和大儿子王琪、二儿子王振一起为人牵线做媒，短短几个月，已为上千名大龄青年成功牵线，他们父子也因此被人称为当地的“直播相亲王”。

　　大龄青年来王孟阁父子直播间相亲，在数十万网友面前依次报出身高、体重、工资、房产等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家事。手机前的你若看上了哪位嘉宾，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电话，与心仪对象当场沟通速成配对。成了，王孟阁父子为他们鼓掌祝福；没成，也别恼，王孟阁父子会留他们吃碗大锅菜再走，以表慰藉。

　　比电视剧还好看的山东相亲直播间长啥样？

　　乡村版《非诚勿扰》每天准时在王孟阁的小院里拉开帷幕，王孟阁在镜头前直播，两个儿子在旁边助播。场地就在一片小池塘旁边，原本是用来种藕的；演播厅则是用铁皮搭成的小屋，没有聚光灯也没有霓虹，甚至能听到蚊子不时在耳边嗡嗡。一切都显得粗粝又质朴，但充满热情和生命力。

　　直播开始前，不少年轻人会搀着自家父母提前一小时到达小院，坐在厢房外的一排长椅上等候，像极了医院候诊区里等待医生开出就诊单的男女老少。只不过，王孟阁父子从纸上撕下的往往是连线对象的电话号码。

　　无论男女，一坐上椅子，他和两个儿子便穿着印有“王孟阁相亲大会”的白T，连珠炮似地开始发问：身高多高？体重多少？学历是什么？做啥工作？工资多少？有房没有，全款还是首付？有车没有，价值几万？

　　碰见30多岁的嘉宾，他们也不忘顺带问上两句，结过婚没有？有孩子吗？……经王孟阁之口问出的相亲问题，永远直白而精准。如此快节奏高密度的问答，几个来回就能让他摸清来者的情况和需求。用他的话说，这些硬件条件都是“纸包不住火”的，他们父子问得这般细致，也是为了给急于“脱单”的年轻人把好关，替他们找到条件匹配、门当户对的另一半。

　　直播后，王孟阁父子能清楚地感受到，出镜的嘉宾，要是长得好，很快就被“抢”了；相反，要是长得“赖巴”，车和房也不是全款购买的，常常要花上40多分钟才能“推销”出去。

　　“大路多宽放多宽，利于脱单。”王孟阁父子对着屏幕喊。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大龄青年似乎越来越多，恋爱也变得越来越难，在他们看来，解决问题的杀手锏就是：放宽条件、门当户对。

　　“我们这好多大龄男青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最终求助于我爸。大家基本都是相貌平平、工作平平、性格平平。山东男孩大多老实、做一份稳定却稍显沉闷的工作；女孩大多安静、内敛，在选婚姻还是选爱情的抉择中摇摆不定。”在旁边助播的王琪认为这是父亲强调门当户对的原因。

　　这也是他们直播间的原则。若有男嘉宾是初高中学历，听见热线电话里的女孩是本科毕业，王孟阁和儿子们会直接挂掉，“学历高的找学历高的，学历低的找学历低的，有共同语言，这没有高下之分。”

　　王琪说：“毕竟会来我爸直播间相亲的，都是我们这里‘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

　　“乡村版孟非”如何炼成？

　　最初，王孟阁父子在快手做直播，原本只是为了拉呱(山东方言，指聊天、闲聊)。烧个地窝，一家人往那儿一坐，和网友家长里短地聊。有一次，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回事，王孟阁挺自豪地说：“俺两个儿子都是我说的媒。”有网友眼睛一亮，来了精神：“我儿30多了还没娶媳妇，你能给牵线搭桥吗？”

　　王孟阁和儿子商量后，便答应了，玩闹似地在直播间连麦，没想到真说成了一对儿，从那时起，开始有更多“大龄青年”陆陆续续进入了直播间。

　　那年七夕，在粉丝的建议下，王孟阁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开了第一场线下“相亲大会”，他们在前一天的视频里发出了“召集令”，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天，小院一下挤满了人。耳边响起了鞭炮声，现场的气氛被推向顶峰；王孟阁那天的直播也“炸了”，人气峰值也首次突破万人大关。“牵手成功”的年轻人纷纷表示感激，还有人在日后给他们送来了锦旗。

　　七月七相亲大会后，一发不可收拾。找对象难，对临沂男青年来说早已是社会问题。临沂常住人口达1100万，相亲的需求一旦被开发，王孟阁父子忙得天昏地暗。王孟阁的电话号在直播间公布后，打电话相亲的人越来越多，为此，王孟阁只能上午和晚上连播两场，让每一个预约的嘉宾都有机会上场。

　　王孟阁父子的直播为什么会火？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易事，但你若守上几场直播，看王孟阁如何将大龄青年推销出去，就会惊讶发现，这是多么理所当然。地道的鲁南口音外加朴素真诚的价值观，这种带有浓重地方乡土文化的唠嗑，让大家眼前一亮。此外，王孟阁和儿子们开诚布公的条件罗列法若移植到其他省市，或许会失效——他们的婚恋标准几乎可以简化成一条：找个人过踏实日子。更甚是，“只要下雨了会跑回家就行”。

　　王孟阁老挂在嘴边的“放宽条件”也贴合山东现实。临沂本地年轻人多早婚，不乏22岁就觉得自己“晚婚”的男孩来直播间相亲。王振记得自己初中毕业时就有不少同学在找对象，等他中专毕业，同学们的孩子都长大了。

　　残疾人，相亲市场上绝对弱势的边缘群体，也能在王孟阁父子的直播间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他很能理解残疾小孩父母的心情，这想法再简单不过，“就是让孩子在自己百年之后能够组建家庭，在世上有个依靠，不至于孤苦伶仃”。

　　王振清楚记得，一次，一个缺只耳朵的男人来相亲，他特别会卖二手机器，一年收入二三十万，这就比不少身体健全的人厉害。 “他的缺点是残疾，如果不借助互联网传递出去，提个灯笼也找不到人。”王孟阁便和儿子一起琢磨，把他能挣钱、头脑灵活的优点总结了出来。

　　在10万人围观的直播间里，连麦效率太低，还常遇到人上麦捣乱，挤掉了那些真正需要相亲的人。王孟阁只好买了两个老年机，让儿子专接热线电话，通过电话筛选的人才能进直播间和老王对话。

　　自此，王琪和王振手中的电话铃声就没停过。“下午两点是最忙的时候”，他们一边扒拉碗里的饭，一边接电话，两点一过，十几个预约名额基本就满了。

　　“我实在算不来自己接过多少通电话了”，现在，王振只知道手机最多存500条通话记录，从早上十点到下午这会，500条记录就满了，手机自动清空所有记录后，又有源源不断的人拨了进来。

　　王振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人，但未来能成与否，各自的路还是要各自来走。”

　　直播间“速配爱情”为何火？

　　相亲，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管是各色相亲节目，还是城市里随处可见的“相亲角”，足以映衬出相亲市场的火热。

　　现在，技术改变了人们对于爱情的看法与想象，也建立了更广阔的社交空间，人们见面之前可以先通过网络培养感情。而快节奏的生活与稀缺的闲暇时间促使人们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相亲平台。

　　在王孟阁父子的直播间，不管是去现场还是线上连麦，都不需要任何费用。不过，观众会自发刷一些礼物支持他。只要双方有意向，王孟阁就会建议“牵牵手”，将联系方式告诉彼此。这样的相亲充满未知性，什么样的人会提什么条件，大家都不知道。而全程，不过十几分钟。

　　与华丽包装、精雕细琢的相亲节目相比，偶然性、真实性是相亲直播的特点和优势，观众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王孟阁父子直播间参与方式很简单：他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愿意到现场的，可以联系他到他的农家院直播，还能吃上一顿他准备的大锅菜。在直播间围观的用户，如觉得线上有合适的嘉宾，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现场与王孟阁连线，说出想法。

　　因此，来到直播间相亲的既有年入近百万的成功人士，也有收入微薄的工人，甚至还有一些残障人士。他们会简单介绍自己，平凡的人生被浓缩在短短的几句话中，各个小故事组成了精彩的情景悲喜剧，使直播内容极具戏剧性。

　　王孟阁父子热闹的相亲直播，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群体观看。即便是寥寥数语的“速配爱情”，依旧吸引了许多单身男女参与。井喷式的流量，也带动了许多当地主播加入相亲直播的赛道，县乡地区的相亲直播俨然成了社交平台的独特存在。

　　毕竟，在许多人眼里，相亲并不仅是简单安排男女会面，还是一种社会匹配过程。这个话题，经久不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昊琨 实习生 赵熳 来源：中国青年报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