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聊｜李一桐：不破不立不再焦虑，停止内耗一路“狂飙”******
中新网北京2月3日电(刘越)朋友，你最近“狂飙”了吗？
“公生明，廉生威”“风浪越大，鱼越贵”“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2023年春节档，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火遍全平台。作为当之无愧的开年爆款，继强势登顶收视榜单、霸占微博热搜、席卷社交平台后，《狂飙》以豆瓣8.8的高分收官，真正做到了高开高走。
狂飙剧照在“剧带人”的良性效应下，《狂飙》中的张译、张颂文、贾冰等一众演员收获了极大的关注度。老戏骨们自不必多说，主角团中唯一一位90后，饰演“孟钰”的李一桐也是丝毫不怯场，演得了原声爆发戏，接得住实力派的招，表现可圈可点。
一部好剧会给演员带来什么，一个演员又能为角色付出什么？关于《狂飙》，关于“孟钰”，关于自己……这一次，李一桐有话说。
这个记者不好演
“精雕细琢才能让观众共情”
“以往的角色里面没有过记者这个职业，了解也少，所以在这方面比较虚。”无妨，底气不足，就用足够的案头工作将自信心填满——这是李一桐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论，“你越去了解这个人物，就会抓得越准确。”
在拍摄前期，她深入观察了这个行业，并且总结出了一个画像来：“早些年间，好多暗访记者会走到坊间，甚至乔装打扮成不同的人群，比如那种走街串巷卖东西的人、乞丐、吧台小姐。我觉得暗访记者就是百变人，得装啥像啥，才能有效地去获取信息。”
《狂飙》视频截图前期的孟钰又彪又勇，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敢于徒手掌掴流氓。用李一桐的话来说，“标准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前几集她一直在打安欣，就显得更彪，但是这个度得把握好。”相比前期的外放，到了饰演后期40+的孟钰时，李一桐开始往回收，寻找人物身上的松弛感。
“演20岁到40岁的时候，不要刻意地去做一些改变，故意去演老成稳重。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让个人气质到达松弛，说话的语气神态，对事对人的状态看法，都是自然而然的。”
狂飙剧照。受访者提供难能可贵的是，即便角色跨越时间长，表演难度大，李一桐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节奏，重头戏也完成得可圈可点。在《狂飙》中，孟钰跟踪贩毒人员想要顺藤摸瓜，结果反被绑架。被解救之后，她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从不自觉抽搐的肌肉、翕动的嘴角、转动的眼球，到神经质的碎碎念、哽咽的哭腔，李一桐将“劫后余生”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段实打实的演技高光，也是她心目中最难挑战的一场戏。
《狂飙》视频截图“受刺激之后，孟钰产生了一种生理反应，所谓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它呈现的那种反应是你无法自控的。”李一桐认真剖析着自己的思路：“因为我从来没被绑架过，也没有被歹徒谋杀过，不知道激动的情绪应该到达哪个份上。所以那种应激反应需要你多去琢磨，多琢磨，才能呈现出让观众共情的一场戏。”
对阵戏骨不怯场
“我进入了一个顶级叔圈”
人物横跨21年，历经三个时代，前后个性差异极大——如果说这三个前提已经将“孟钰”一角拔高至难以挑战的高度，那么和张译、张颂文、张志坚等一众实力派的对手戏更是容易让年轻演员打退堂鼓。对此，李一桐却表示，“我太兴奋了！”
“我的天，因为里面所有的前辈演员，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顶级叔圈。我好兴奋，你知道吗？”李一桐回忆起自己当时跃跃欲试的状态：“还没开机的时候，我就盼着跟他们每个人都有对手戏。我去求导演，我说我跟张颂文老师有对手戏吗？能不能这里有，跟那个老师有没有，他说你渴求度怎么那么高，我说，你不懂，我太兴奋了。”
《狂飙》视频截图此前在《鹤唳华亭》中，李一桐和饰演孟钰父亲“孟德海”的张志坚及其他几位演员虽然有过对手戏，但场次不多，希望能在《狂飙》中将遗憾弥补回来，“跟前辈演员去对戏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很多灵感，他会指出自己的想法，但不会强加于你。他会让你‘吃’进去，吃进去可能就打开了另外一个开关。”
在《狂飙》的拍摄中，张译可能是打开李一桐身上最多开关的人。安欣和孟钰由前期的青梅竹马、打打闹闹，到后期的爱人错过、分道扬镳，令人唏嘘不已。而提起和张译演对手戏的感受，李一桐则直言，“特别过瘾，已经过瘾到了一天拍24个小时，都觉得亢奋的那种状态。”
《狂飙》视频截图不过，对于和张译演CP这件事，一开始的李一桐还是有些担心，“最初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他本身就有经验，而且戏那么好，所以我把压力变成了动力。”
有观众调侃，安欣是孟钰的“人肉沙包”，经常被小拳拳捶胸口。就连李一桐本人也自我吐槽，“我怎么常常‘揍’他，我都服了”。
确实，在剧中，安欣总是被孟钰单方面“伤害”。两人在酒吧久别重逢的那场戏，孟钰一巴掌呼向小混混，却错手打到了安欣脸上，两人面面相觑的这一幕逗乐了不少观众。
《狂飙》视频截图面对记者“真打还是借位”的灵魂提问，李一桐皮了一下，“你猜？其实没有。这一巴掌那么响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我打上去的距离一定要把控好，张译老师经验足，他配合起来就会显得更真切了。”
不过，虽然剧里揍得很“过瘾”，但李一桐所说的“特别过瘾”可不是这回事。“那种过瘾存在于我们即兴的碰撞当中，会出来新的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打完他那一巴掌，他拉我走之后的那些话和反应，在本子里都是没有的。”
“你觉得整个人是亢奋的，在接收很多新的东西过来，而不是说我在底下做好了功课，按照原句原点来去处理它，去背它。现场一切都是打破的，都是不可控的，跟老演员老前辈合作的那种新鲜感和亢奋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不破不立
停止内耗一路“狂飙”
“在演艺生涯中，对你意义最重大的三个角色是？”
“黄蓉(《射雕英雄传》)、晚媚(《媚者无疆》)和陆文昔(《鹤唳华亭》)。”李一桐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
武侠、言情、古装权谋，无论是题材还是人设，都和“孟钰”不沾边。对李一桐来说，2023是不破不立的一年。一方面，“孟钰”是她一反往常戏路的大胆尝试；另一方面，李一桐参与的某档演技选拔类综艺播出，看似游刃有余的表演下，隐藏着她重塑自我的勇气和决心。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以前这种竞技类的东西，需要用高低分去评比的事情，我会抗拒。我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不可控的局面，会有一些担心和惧怕。”李一桐坦言，“不接戏的这几个月里来，我的想法有所改变。2023年，我一直在跟自己说，不破不立。不打破一个陈旧的自己，就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新的自己。”
2022年末，李一桐的工作停滞了几个月。学习新的舞种和乐器、报个班锻炼身体、在家看看电影和书、参加同学聚会，带家人去旅行……在经历了“自己和自己玩”的阶段后，她迎来了焦虑期。
“我是一个比较会转弯的人，当下碰到问题，我不会一直问怎么办，我下意识想的是，我能怎么样？”和甜美的外表截然不同的，是李一桐性格内核中磅礴的力量感，“如果每天在家里面焦虑，就像骑一个小木马。我也在动，我也在努力，我嘴里也在嘚吧嘚，但是无济于事。因为你骑的是木马，你没有在前进，你在内耗。比如说我停滞了几个月没有去拍戏，你要么解决，要么接受，不要做无用功。”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度过焦虑期之后，李一桐开始尝试接受新鲜的事物，打破舒适圈，“人在停滞的时候会思考很多问题，我习惯于把很多焦虑和内耗变成动力。第一步就是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圈，我愿意去打破，也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在大众的评判标准中，颜值高的年轻演员头顶都悬着一个天秤，“偶像”和“实力”的砝码分列其上。而《狂飙》之后，李一桐头上的天秤，无疑逐渐在往“实力”一侧倾斜。
“你觉得在演员这条赛道上，李一桐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相对多元化，不拘泥于同一类别。”李一桐说：“我对表演有非常强大的欲望，所以必须时刻充实自己。直面问题，多去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大的空间正等着我去摸索，去进步。”(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 摄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 摄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马丁·雅克：这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最新发展。西方目前已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华态度在驱动——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负面的”。然而西方也正在面临和中国同样的贫富分化问题。 尽管有很强烈的呼声，但美国没有为消除其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做任何事。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不平等问题持续蔓延。中国如今正在试着找到应对之策。互联网成瘾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