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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短评: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 题: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19世纪,经历过纷飞战火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下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时移世易,人类对于幸福的向往仍是相似的,各国通向幸福的道路却各具特色。

  作为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人权事业不断进步?五集大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幸福密码”。

  通过保障所有人的人权,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优先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等,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不断进步的背后,积淀着中华文明深处对人的关怀,回望5000多年文明史可知,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200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办。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先秦时期,道家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墨家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东汉佛教传入,逐渐演化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思想。及至唐宋,朱熹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成为千年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的毕生追求。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发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呼吁,这一堪称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文献,较卢梭《民约论》更早百年;1948年,在中国代表张彭春的建议下,《世界人权宣言》融入良心、仁爱、忠恕、包容等中华传统思想,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由此成为凝结东西方文明智慧的经典。

  近一百年前,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此后,如何战胜这“五大仇敌”成为贯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检验中国人权发展的参考系。

  如《新时代中国人权》片中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促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总结中国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新形态。

资料图:广西少数民族联欢。俞靖 摄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的0.501跃升至2018年的0.758,增长逾50%,标志着中国成为自1990年UNDP在全球首次测算HDI以来,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

  另一个生动案例是,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云南深山的独龙族还过着结绳记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生活,每逢大雪封山便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随着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6.68公里的特长隧道穿越高黎贡山,使天堑变通途,独龙族宣告整族脱贫。在中国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中,“一跃千年”的奇迹已从想象照进现实。

  回看胡适当年的困惑,不难发现,今日之中国已找到那条正确的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的人权事业将继续发展,也将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完)

经典常新:苏州评弹的传承之道******

经典常新:苏州评弹的传承之道

——评盛小云领衔编演的长篇弹词《娜事xin说》

潘讯(江苏省文联网络文艺传播部主任,文艺评论家)

  如果盘点近两年长三角评弹界的演艺盛事,不能不提到由苏州评弹领军人物盛小云领衔编演的长篇弹词《娜事xin说》。去年金秋以来,《娜事xin说》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巡演,在江南听客中引发了现象级观赏热潮。

  《娜事xin说》为什么能火?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原著的魅力。《娜事xin说》的蓝本为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这是民国鸳鸯蝴蝶派的经典之作,1935年即有《啼笑因缘》弹词改编本演出,80余年来经过几代评书艺人的努力,《啼笑因缘》得以跻身评弹经典书目行列。二是盛小云的号召力。盛小云是当代评弹最为优秀的艺术家,嗓音清丽婉转,表演细腻传神,说唱《啼笑因缘》三十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盛小云的演出团队也是一时之选,高博文、吴新伯、施斌、吴伟东等,都是具有深厚功底和创新能力的一线演员,演出阵容可谓是苏沪两地评弹艺术家的强强联合。三是全新编演形式的吸引力。编创者从原版《啼笑因缘》中拎出樊家树与何丽娜的爱情线,重新编排出九回书,分三场演出。这种演出形式和分回设计,既非传统长篇演出形式,又不同于一般的中篇表演,三场演出既能贯通连缀又可独立成篇,近似于戏曲的“连台本戏”。这是适应剧场演出的主动调试,这种编排创新拓宽了当代评弹长篇书目的表演形式,吸引了更多层次的观众走进剧场欣赏评弹演出。

  长篇进剧场的背后,是评弹人对当代长篇书目生存状态的焦虑与突围。近几十年来,评弹界主要编演力量都投入中短篇的创作中。作为苏州评弹生存方式和存在形式的长篇演出则处在持续衰落中,不仅传统书目丢失、表演书回萎缩,新编书目更乏善可陈。演员无书可说,观众无书可听,长篇书目的书场生存陷入尴尬之中。当代评弹并不缺乏好演员,缺的是好书——优秀长篇书目。出于对当代评弹发展症候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评弹传承规律的深刻把握,盛小云带领她的编演团队前后耗时八年之久打造出这部《娜事xin说》,赋予了苏州弹词《啼笑因缘》以新的面貌。

  长篇弹词《啼笑因缘》的经典性来自小说原著的恒久价值。作为通俗小说文本,《啼笑因缘》的魅力在于将言情与武侠糅合,通过曲折动人的情节讲述了一出爱情悲喜剧;在于用20世纪30年代新的时代观念来审视市民世界,来表达金钱与爱情的对峙与冲突、肉身与灵魂的合一与分离。但是小说文本并不能直接搬用到弹词表演中。作为流行于市井中的说唱艺术,弹词本在小说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再通俗化”的过程,评弹编演者以民间道德和市民伦理对这一出爱情悲喜剧进行了改铸。“再通俗化”的改铸,涉及情节元素的挪移、叙事节奏的调整、人物形象的重塑、美学风格的重建等多方面,这是通俗文学经典与评弹表演艺术的碰撞融汇,是评弹艺术演进与时代审美心理的交糅合流。传统不是简单保留和复说,活的传统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的重新建构。今天要创作一部“剧场版”《啼笑因缘》,就是要以当下的接受视野和文化观念对这部长篇弹词进行新的改铸。

  《娜事xin说》的编创团队由徐檬丹、傅菊蓉、胡磊蕾三代老、中、青评弹编剧组成,他们在文本的“重新建构”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主创人员将戏剧性冲突聚焦在了这场爱情悲喜剧中最深情、最痴迷、最纠结的何丽娜身上,增写了《北洋春》《送花会》《梦咖啡》《吉祥胡同》等原创书回,推演出很多合乎情理的故事情节和细致微妙的心理刻画。通过当代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语言,强化和丰富了《啼笑因缘》的情感章回和书中人物的心路历程。盛小云重新解读了何丽娜这个人物。原创书回巧妙地嵌入传统回目中,弥合出一条完整的樊、何“恋战”叙事线,并由此映衬出何丽娜的性格命运。盛小云塑造的何丽娜,一笑一颦款款深情,举手投足楚楚动人。但是,盛小云的表演又拿捏分寸、柔中寓刚。通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情节设计、缠绵缱绻的情感倾诉,逐步向听众揭示出在何丽娜美丽痴情的外表下,还有一条更富魅力的性格潜流。何丽娜迷恋而不沉溺、深情而又自省,她在情感冲突、爱情纠葛中“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成为这个人物最可爱的品格。对何丽娜性格潜流的揭示与凸显,不仅是盛小云对何丽娜的成功重读,也将弹词《啼笑因缘》的审美价值推进一步。

  当然,九回书还不是盛小云版《啼笑因缘》的全貌,《娜事xin说》应是盛小云“常说常新”愿望中的一块“试验田”。从《啼笑因缘》全书来看,拎出樊、何“恋战”的单线并不完整。张恨水写《啼笑因缘》深受《红楼梦》影响,尤其表现在书中人物的安插与塑造上。曹雪芹写人,不仅将笔下人物置于繁复的关系网络之中,还在重要人物之间构成一组对照,或者赋予主要人物一个投影与幻象。前者如薛宝钗与林黛玉,后者如贾宝玉与甄宝玉、薛宝钗与袭人、林黛玉与晴雯等。这些对照和投影,或为人物性格的诠释,或为命运轨迹的注脚,或为人生悲剧的慨叹。在《啼笑因缘》中沈凤喜与何丽娜即构成一组对照的人物关系。张恨水将二人设计成形容近似、面貌酷肖,这并非一般“小说家言”的花招把戏,实则是借用《红楼梦》的笔法,使沈凤喜与何丽娜互为映象,以命运的反差与性格的映带写出一种人生观念和美学信条。沈凤喜的命运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她被虚荣、贪婪、软弱的负面性格牵引着一步步沉入深渊,但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何丽娜则始终积极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由一个虚荣佚荡的富家千金转变为洗尽铅华的时代女性,虽然其间有曲折、有跌宕,但这个过程充满正能量。因此,樊、何之恋如果脱离了樊、沈之恋的缠绕与对照,也就失去了意义。

  期待于来者。希望盛小云领衔的编演团队能够再接再厉、常说常新,立足今天的文化姿态对小说原著与弹词传本进行再思考、再解读、再创造,“重建”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长篇弹词《啼笑因缘》。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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