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⑭树立大食物观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作者：赵思诚、王国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顺应居民食品消费结构调整趋势，保障食品供给数量充足、质量过硬、结构适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点任务之一。而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是新时期保障我国食品市场供需平衡和居民营养健康的重要抓手。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吃得饱”“吃得好”之外进一步倡导“吃得健康”，深挖潜力构建更为全面的食品供给体系，是树立大食物观的题中之义。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居民收入提高，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发生显著调整，口粮消费不断下降，水果、蔬菜与畜产品消费持续增长。2021年我国人均口粮消费131.4公斤，相较于2013年下降11.3%；人均禽肉消费量26.5公斤，增长55.1%；人均蛋类消费量13.2公斤，增长61%；人均奶类消费14.4公斤，增长23.1%；人均水产品消费14.2公斤，增长38.5%；居民食品消费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畜禽产品消费快速增长，膳食营养水平不断提升。居民食品需求结构变化直接反映于食品进口端，2021年，我国食品进口额再创历史新高，全年进口额高达1354.6亿美元，同比增长25.4%。进口额排在前五位的食品品类分别是肉类、粮食、水产品、乳制品和水果，五项进口额均超过百亿美元。

　　粮食安全概念应当与居民食品消费结构调整相适应，目前我国粮食安全仍然存在“米袋子”提得多、“菜篮子”提得少，“供给端”提得多、“需求端”提得少的“两多两少”问题。未来一段时间内，粮食安全概念应当向食物安全逐步转变，除了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之外，也需要将肉、蛋、奶、菜、果等品类纳入考虑范围，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讨论数量安全和自给能力问题，力争实现主要食品供需动态平衡。

　　食品消费结构调整直接影响居民营养健康情况。总体而言，我国居民营养供给快速增长，蛋白质、脂肪与能量供给充足，动物蛋白供给明显增加，居民人均每日能量供给量达到3400千卡，能够满足居民营养需求。但“吃得好”并不等同于“吃得健康”，居民营养水平提升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膳食结构不平衡，居民营养供给存在短板。当前我国居民精加工谷物食用多而全谷物与杂粮食用少，红肉食用多而白肉食用少，蛋类食用多而奶类食用少，油、盐、糖消费过多而各类维生素与钙、铁等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居民营养过剩与营养缺乏问题同时存在，大量居民处于“隐性饥饿”状态。

　　其次是膳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肥胖与慢性病患病率增长。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的统计结果，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或肥胖比例已经超过50%，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经达到19.0%，而超重肥胖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主要诱因之一。当前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7.5%，糖尿病患病率为11.9%，膳食结构变化对居民营养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

　　最后是城乡居民营养供给仍有差距，老龄人口的营养健康状况需要引起关注。农村居民肉类消费以红肉为主，维生素、钙等营养素供给水平相较于城镇更低。农村居民营养不良、贫血的发生率也高于城市地区，而农村居民对高血压问题的知晓率、控制率和治疗率均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部分老龄人存在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贫血率达到10%，新冠疫情背景下，老年人营养不良问题仍需高度警惕。

　　需求端，首先，树立科学的膳食营养观，倡导均衡饮食结构。宣传低油、盐饮食与粗粮的营养健康作用，降低居民精粮消费倾向，控制钠盐与脂肪摄入。推广普及禽肉、水产等白肉的健康功效与营养价值，倡导居民使用白肉消费替代猪肉消费，促进肉类消费多元化，从饮食层面降低各类慢性疾病发病率，提升居民营养健康水平。其次，开展节粮动员，树立节粮减损意识，遏制饮食铺张攀比。厉行节约，倡导科学点餐，狠抓食堂浪费，持续关注外卖行业中的点餐过量和畜禽养殖过程中的饲料粮浪费问题，多渠道“堵漏”，通过“食”端的调整，实现“农”端的节粮减损目标，降低食品供给体系的压力。

　　供给端，首先，多渠道构建食品供给体系。以粮食为基础，在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通过设施农业、生物技术等手段，按照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的原则，向山水林田湖草沙要食物，充分利用广袤的国土资源，有效缓解我国人均耕地不足的窘境。其次，重点关注蛋白饲料粮的供给问题。发展低蛋白日粮技术，着重研发大豆蛋白替代产品，推动小品种氨基酸生产核心技术突破，加大对新型限制性氨基酸生产技术的支持，满足低蛋白日粮配制需求，适度降低饲料中豆粕等蛋白原料用量，逐步降低养殖行业对进口大豆蛋白的依赖。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植技术，努力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政策目标。做好玉米大豆的协同发展的研判工作，尽可能提升我国的大豆自给能力。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